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灯要比纽约的街灯暗得多，这是我们在阿根廷的半年里最深刻的体会。
我们租用的车子老旧，车身落满了这座城市的灰尘，前挡风玻璃更加遮蔽了射进来的光。
当我们驾车离开当地医院，在第一个路口等红灯时，我打破了我对露丝许下的两个最重要的结婚誓言：第一，我以一个医生的口吻和她说了话；第二，我欺骗了她。
我从牛皮纸信封里取出X光片，只借助车上微弱的灯光，我便知道露丝体内发生了什么。
但我一边发动车子，一边说：“嗯，我什么也看不出来，我们还是回家去咨询专科医生吧。”
我当然是在佯装，我是肺癌专家，虽然对妇科领域不是很在行，但只一眼我就看出，露丝的癌细胞已经扩散。
露丝的X光片很快被传到纽约纪念斯隆-凯特林癌症中心，由那里的医生进行分析。
我在这家癌症中心当医生已超过10年，2008年，露丝也是在这里首次查出乳腺癌。
回到我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住所不久，电话就响了，是露丝在癌症中心的主治医生打来的。
露丝和我并排坐在沙发上，各自拿着听筒。
她的医生用了很多我无比熟悉的词，比如“转移”、“紧急放射”，下一步要注重“生活质量”而不是治疗等等。
对方没有采用掩盖事实的委婉说法，也没有小心翼翼地刺探，他坦言道：“目前你的病情还是可控的，我们还可以采取很多措施，说不定你还能维持很多年，但治愈是不可能的了。
我们现在的目的是延缓癌细胞扩散，尽可能给予你更有质量的生活。”
这些话的潜台词就是，从X光片上看，露丝的日子不多了。
虽然我明白，当病人没有准备好时，告知他们真相也许会产生副作用，但我仍然赞同露丝医生的做法。
我们并排坐在沙发上，那一刻她看上去是那么健康，就像17年前我在巴尔的摩交响乐团第一次遇见她时一样，她还是那样美丽。
可当我仔细端详我亲爱的妻子时，我又仿佛看到了这些年来，我曾在纪念斯隆-凯特林癌症中心10层（乳腺癌患者病房）看到过的病人们。
她们有的变得消瘦憔悴，有的因肝脏衰竭浑身发黄，有的病人全身水肿、波及四肢，有的病人因肾脏衰竭以及癌细胞转移到脑部而变得神志不清。
那些病人有的和露丝年纪相仿，更多的病人比她大。
露丝今年才46岁。
我意识到现在我们夫妻之间有了一个不能讨论的秘密。
我能看到露丝的未来，看到她的生命将在哪里终结、她将变成什么样子、将如何受苦，可我只能无助地站在一旁，而露丝对这一切都毫无所知。
我们赶回纽约，露丝做完手术后，北半球漫长的夏天开始了。
露丝感到疼痛，向我抱怨说：“就像一个拳头在搅动我的肠子，一头骡子在我的脊柱上跳。”
我笑着问她：“你怎么知道骡子在你背上跳是什么感觉？”
露丝也笑了。
手术一个月后，她有所好转。
扫描显示，椎体上的癌细胞已经消失，治疗奏效了。
悲伤来临的时间和程度都是无法预测的，并不只有结婚纪念日，或者重回某家曾一起去过的餐厅，才能勾起丧偶之痛。
当你走在杂货店的过道，看见长叶生菜时，你会想起爱人曾学着用油炸蒜味面包丁做恺撒沙拉，因为那是你愿意吃的唯一一道沙拉；又或是当你在机场候机厅里看到某一集电视剧重播时，想起多年前的一个冬日午后，你们曾一起看过它。
失去爱人的滋味，不是哭泣，不是崩溃，不是低吟悲伤，而是四肢疼痛一般的幻觉。
你会疼，会悸动，没有任何真实的来源，但你却永远不想让它消失。